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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把一个数字摆出来：25元，可以举报一个账号500次。
1200元，可以让一个账号“消失”。
这是人民日报评论里写下的真实价码。
10月30日晚，人民日报刊发评论《如果举报是随意甚至恶意的……》，把这件事从“一个农民歌手的委屈”提升到了一个制度性的追问： 当举报的成本低到可以批量购买，被举报的人要拿什么来挡？
10月30日晚，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评论《如果举报是随意甚至恶意的……》。
评论还给出了两个具体的价码：在一些短视频平台，25元能举报一个账号500次，1200元可以让一个账号“消失”。
恶意举报已经不只是“有人看你不顺眼”那么简单，它有价格、有渠道、有分工，是一门可以批量执行的生意。
人民日报把话说得很克制，但落点很重：“举报是公器，不能被当成伤人‘暗器’。
对举报人的保护必须继续坚持，而被举报者的合法权益也理应得到保护，这两件事其实是一回事，那就是确保公器 用 于捍卫公义”。
第一步，建群。
据界面新闻10月30日报道，带头者包括网名为“青山绿水”“黑马”“未来将军”“佐罗”等四人。
在短视频平台发布拨打12345举报的录音，吸引不明真相的网友进群，建了好几个百人群。
泰安那场，人已经在高铁站排队检票，电话来了，取消。
有的场次演出服换好了，后台等着上场，等来的是一句“不用上台了”。
他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话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老实人被逼到墙角之后的困惑：“我都不认识他们，没生意往来，没债务纠纷，连半毛钱私人恩怨都扯不上”。
一个连“为什么恨你”都问不出来的人，被一套他看不见的流程，堵死了饭碗。
结果消停了不到半年，人又出现在新群里，闹得比之前还凶。
2025年，另一个网暴者孙某某被徐州法院判了刑，侮辱罪六个月、诽谤罪拘役四个月，合并执行六个月。
它能起的作用是“锁定前序侵权事实”——证明对方曾经自认侵权。
但它拦不住一个人换个群名继续干。
杨安明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：这次考虑走公诉。
一个农民歌手，为了告一个网暴者，花了近两年时间，跑了几趟徐州，做了大量公证。
公诉则是由公安机关侦查、检察院起诉，国家机器替被害人承担了取证和追诉的成本。
杨安明的原话是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网络施暴者难逃法律制裁”。
警方受理，不等于立案；
立案，不等于定罪。
这话听起来情绪很重，但放在法律框架里看，指向的是一个有明确界定的概念。
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办理实施“软暴力”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写得清清楚楚： 足以使人产生恐惧、恐慌并形成心理强制，或足以影响、限制人身自由，危及人身财产安全，影响正常生活、工作、生产、经营，就可依法认定“软暴力”。
它们披着“维权”“监督”的外衣，内里却是有组织犯罪牟利。
你大概率不会被百人群盯上行程，也不会被举报到演出取消。
第一层，举报这个工具，正在被用来替代证据。
一个人不需要拿出任何真东西，不需要官方认定，不需要法院判决。
他只需要在关键时间点打一个电话，说一句“他有问题”，剩下的交给对方去自证、去核实、去承担风险。
人民日报的评论把这种不对等拆得很清楚：举报门槛低、保护力度高，这是合理的制度设计；
但当它被滥用的时候，天平就翻了。
你在工作里、生活里，如果有一天被一个不实投诉缠上，你会发现“证明自己没问题”的成本，比“对方打一个电话”的成本高出一百倍。
但它们拦不住一个人换个群名继续干。
你在生活里也会遇到那种“道理上你赢了、但他就是不停”的人。
对付这种东西，光靠一次性的“赢”不够。
你得让“继续”的成本高到他付不起。
第三层，人民日报评论里那句“探索对恶意举报的反制机制”，是写给所有人看的。
评论提出了几条具体的路径：对因信息不足、误解导致的错误举报，可以包容；
对批量化、模板化、反复纠缠，甚至组织化、产业化的恶意举报，需要及时识别并采取对策。
推了得有十五六场了吧，现在，有演出咱就去，没有就算了。
” 但他补了一句：“争的就是这口气”。
人民日报把那口气接住了，北京律师团站到了他旁边，警方受理了案件。
一个农民歌手被一群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堵了几年饭碗，这次他不用一个人拿着保证书去敲法院的门了。
朋友们，你们觉得“恶意举报”最该被追责的是躲在群里打电话的人，还是那些“一接到举报就取消”的主办方？
如果你被一个不实举报缠上，你有时间、有精力、有资源去自证吗？
评论区聊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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